【記者李威撰台北報導】過去幾個月,眼尖的民眾可能發現,一支正在逐漸成形的新社運團體開始登上報章媒體的版面。這支新興的社運團體,是由一群同時關心性別及環境議題的人士所組成,它的名字叫做「台灣綠色酷兒協會」。 將近1年時間的籌備,台灣綠色酷兒協會(以下簡稱綠色酷兒)將於本月7日正式成立。協會至今參與過大大小小的活動,除了在內政部抗議呼籲政府不得撤銷吳氏跨性婚姻、參加同志大遊行、聲援跨性別團體要求取消強制手術之外,1130爭取婚姻平權的場子,同樣也看見他們的身影。不僅如此,協會也關心淡江大橋興建以及6年6百億治水預算等環境保護議題。 招集各國綠黨成員開會 綠色酷兒的創辦緣起,可追溯至2010年台灣主辦的第2屆「亞太綠人大會」,趁著各國綠黨成員來到台灣,綠黨的王鐘銘召開了「亞太酷兒綠人會議」(Asia Pacific Queer Greens Conference)。 當時的會議邀請到時任澳洲綠黨黨主席及國會議員的鮑柏.布朗(Bob Brown)發表演說。1976年出櫃的布朗,是澳洲國會有史以來第1位出櫃的國會議員,並長期領導澳洲綠黨。另外,與會的還有菲律賓的兩位跨性別者。 成立在即的綠色酷兒共有30位發起人,成員除LGBT,有1/3的發起人是性別友善的異性戀者。綠色酷兒創辦人、即將擔任協會秘書長一職的王鐘銘指出,綠色酷兒並不隸屬於綠黨,兩者無直接關聯,但共事的是同一批人。 提出「酷兒生態主義」 有別於平權運動將性少數視為人權主體,談包容、尊重以及接納;綠色酷兒的論述則是從「互需」的角度切入。綠色酷兒強調的是「我需要你」,性少數是「被需要」的,就跟生態環境不能缺少某一物種一樣。 從特定族群的角度來思考生態問題並非新鮮陌生的創舉。過去的女性生態主義就談論過女性小農如何拯救環境危機,原住民生態主義則汲取原民智慧,試圖謀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。同樣的,王鐘銘也提出自己的酷兒生態主義,思考同志族群對生態的貢獻。 從小喜愛閱讀生物學書籍的王鐘銘表示,幾年前在出版社工作,偶然接觸到洛夫加登(Joan Roughgarden)所寫的《演化的彩虹》(Evolution's Rainbow),在這本書的啟發下,催生自己對於酷兒生態主義的理解。 身為一名同性戀者,王鐘銘表示,自己一開始思考的問題是:「不生育後代的同性戀在演化中扮演何種角色?」他表示,基因沒有名字、不專屬於特定的個體,所以個體不需透過競爭或努力繁衍後代才能傳承自己的基因。 就族群或物種的延續而論,合作通常比競爭更有利,因此資源的分配,永續性及分享性比掠奪及獨占更為重要。而這個想法,就是王鐘銘提出的酷兒生態主義的基礎。 王鐘銘表示,性別多樣性不再只是涉及社會包容,它應該在環境運動當中被賦予更積極的意涵。就像從事環境運動的人都曉得,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環境至關重要;性別多樣性同樣也攸關社會的整體健康。 性平運動 不能只靠同志 共同發起綠色酷兒、同時也是大直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的黃益中,本身是一名異性戀者,他每年都會參加同志遊行,這是他第1次加入性別團體。談起自己為何要加入綠色酷兒,他說:「我的理念很簡單,同志運動要成功,不能只靠同志,同志畢竟只占人口少數,必須要有異性戀的加入。」 黃益中表示,「綠色」是環保、「酷兒」是性別,但說穿了,綠色酷兒追求的無非就是「正義」兩個字。所謂正義,就是讓最弱勢的人獲得最優先的照顧。他說,正義不光是口號,也強調執行面,綠色酷兒就是要逐步踏實地朝這個目標前進。 運用環境運動之經驗 未來,綠色酷兒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,就是試著將環境運動長期累積的know-how應用在性別運動當中。今年8月上旬,內政部門口的吳氏跨性婚姻保衛戰,王鐘銘就率同幾名較少參加性別運動、但對於施壓公部門卻有一定經驗的社運夥伴前往聲援。 抗議過程中,他發現性別運動需要累積更多大大小小的實際戰鬥經驗及技巧。他表示,運動都要設定目標,至於如何才能達到,需要經驗累積。他相信,性別運動未來可以建立起同樣豐厚的經驗。 王鐘銘以近來的多元成家立法運動為例,多元成家是全國性議題,沒有親身參與其中的民眾,不曉得自己可以做甚麼。但在環境運動中,小從保護公園樹木、從事資源回收,大至反核運動,民眾有太多戰鬥的實際演練機會。但王鐘銘承認,性別運動本質上還是有些不同,畢竟參與環境運動不用顧慮出櫃的難題。 關於綠色酷兒的自我定位,王鐘銘認為,性別界最不缺乏的是學界的論述,基於性別運動分工,綠色酷兒未來主要會耕耘政治參與、街頭運動及社區經營等幾個面向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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